我和妻子并排坐在那半圆形的沙发叫了两杯红酒便顿时想起几件想做的事情。我想起身去打电话找他，后来又坐下想现在可能已经太晚了。他也许正在艺术中心看瑞典电影，又也许正在家中写他星期天通常要交的稿子。想起他主要还是想起他那次一起和几个朋友在这里喝了太多的红酒，红酒和朋友后来便成了他刚要写的一篇小说的引子。那次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位姓刘的朋友。事实上，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一直提起著刘，妻子应承过替他照像。这些日子里应承的事情委实太多了，当然承诺和执行是两回事，这当中又有很多转折的事情。不过这一回主要不是妻子有否应承过的问题，主要是她希望拍一些她朋友的照片。我们坐下来红酒来了便下了决定：明天早上拍他吧。当时我身上没有他的电话，后来回家我挂电话给他，他的电话响了良久便跳接到接收传真的讯号。这点说明他们可能是熟睡了，另一个可能是他正在街上驾著车子四处找宵夜。我想是后者居多。妻子想拍的照片是要在早上九时前执行，不然，天色和阳光就不理想了。妻子有一个想法是安排他在他的天台拍摄，中秋节的晚上由於刘的一个瞬间意念加上我们几个朋友的协力，终於将他的天台拓展成为一个烧烤观月场。那天晚上有两件事现在还是印象深刻：一是我们花了个把小时才能把火弄起，其二就是那晚烤吃的肥鳝。我们一面喝著红酒，一面谈论构想要拍的照片。刘一手拿著贯穿著烤得刚恰到好处的鳝肉的铁叉子，一面谈著那赶著水墨风季的不是雕塑家。我们按不住格格笑了，心里塑著我们心中的串烧艺评人朋友。他著实是从传统来又跑到前面去。除了他是精於懂得有好食物地方外，有一个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就是那次在纽约我们和莫一同吃了一顿非常满意的西班牙晚餐后，在街上刘忽然猛踢一个被人喝完了的可乐罐像一只皮球。我们来这里喝红酒还是刚才十分钟前才决定的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今天我们的午餐吃得迟，到了晚饭的时间我们还是解决不了肚中那顿还未有消化的午饭。后来我们决定从金钟西武太古广场那一带朝著不太多人的方向漫步，可以一面消化刚才的午饭一面消化那明净的建筑物酒店群和空间。后来不觉到了邮政总局，放邮箱的一层关了门我们才想起来这里喝红酒和吃小点。喝第二杯红酒的时候我们正在称赞一位姓蒙的摄影师。后来他从姓蒙改为姓毛我们却不知背后是甚麽的推使，总之他改了姓毛之后便多人认识起来。我们撇开风水学不谈，他的照片好处便是好处，毛到底救不了原来就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原不是谈蒙，却是在谈蒙的照片一样的一窝蜂摄影师。用长镜头拍摄，像随手拈来的那原是生活的一种精神面貌，这种拍照方式舶睐了但相信很少摄影师会想想它原是要体现的梗概。可能是这个原因，大多用这个方法拍照的人都没有了个性。我们一面比较著几个较接近的摄影师我们觉得蒙是其中掌握得最好，而另一个我相信是最差劲的女子却常常晃著艺术的旗号。我们著实不是整晚的在谈论别人，事实上还是谈著我们自己居多。我和妻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纯粹的漫步，然后停搭在一间吧里谈天想地。我们大部分喝酒的时间都是在家里那张长身而另一边是半圆的大理石抬上。不然就是和大伙朋友。或是在朋友的家，每人带去一瓶话袋子。心想间中消化不良也是一件不错的事，起码可以促使你调换吃饭是为了向自己交待的方式。有一点我是珍惜那骤然而来的秋风，它和你的消化不良一样带给你一个扭著身边亲爱的人的话题。想到一个朋友写了篇文章谈到物料影响到林布兰的创作，这样和刚才想到的摄影师朋友们一样，不觉堕入了某种镜头涵角观景的极限。我和妻子边喝红酒也是边谈著这个问题，物料是影响著空间但却不是决定了空间。

原刊星岛晚报文学周刊第36期,1990年11月18日